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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我国30余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针对于经济的发展与贿赂犯罪惩治的需要,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相关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本文在分析发展动向特点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贿赂犯罪立法完善
金钱与权力即是行贿者的有利手段也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由于钱权的巨大惑,使得行贿目的本身不仅仅限于解决问题,而捞钱、买权的目的也日益明显,使得原一次或偶然的行贿发展成为连续必然的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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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一个企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管理会计的作用。管理会计,它又称为“内部报告会计”,它是为了能够提高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过程中运用一系列的专门方法,利用了财务会计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其他的辅助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和报告,进而使得企业各级的管理人员能够对日常所发生的活动进行规划以及控制。近些年来,管理会计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管理会计是一个企业的战略、业务以及财务一体化最有效的工具[1]。
管理会计,它最早起源是在西方国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愈来愈密切。管理会计在被引入到我国后,随着不断的应用,我们开始不断地吸收新的管理科学的知识,并在掌握了相关理论以及方法后,特别是对于管理会计中的预测分析、决策分析等,相关知识的运用在企业的管理发展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先进阶段,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十分显著,特别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好的管理会计套路能为一个企业创造十分可观的财富。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大多数企业里面招收的会计人员都有接受了很好地管理会计教育,可是由于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有着环境的因素等,很多管理会计人员虽说对于自己所在的企业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全面的预算以及长期的投资决策方法等,他们所拥有的分析能力有限,还是缺乏一定的管理会计的基本观念。可以说,管理会计在我国还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更甚有些企业还都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现代管理会计的方法和技术[2]。
总的来说,我国的管理会计发展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点:1.管理类意识不太高,有着提升的空间,并且传统文化会制约管理会计的发展;2.管理会计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企业中来,可以说理论实践严重脱节,其应用环境不是很乐观;3.我国的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并且出现管理会计人才欠缺的问题;4.我国的管理信息平台不是十分的通畅,内部的监管缺位。
我国的管理会计发展历史不是很长,并且在从西方引入后,还不能很全面地融入自己的元素。因此,管理会计在中途仍旧不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于管理会计进行相关对策的探讨尤为重要,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奠基石。
我们应该加强管理会计的一些相关理论研究,这些都是能够为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起到很好的巩固作用。可以说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是对于管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存在的规律以及本质的一个认识过程。我们要做到能够加强管理会计的炉温研究,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融入一些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而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我们国家企业管理特点的有特色的管理会计的相关体系。
我们要能够做到将管理会计以及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的内容进行去重,删除一些重叠的部分,并且能够做到将将应用性更为强大的内容能够引入到管理会计中来。近些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大,我国应该加紧进行相关的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以及应用的研究,能够做到将成本管理重心由制造成本转移到战略的总成本上来,进而能够使得业绩的评价能够紧紧地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员工的价值最大化方向进行着。这是一个能够让企业的短期效益以及长期效益都能够兼顾到的最佳做法。总体来讲,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地挖掘以及实现知识资本的使用,使得管理会计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好的贡献[3]。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提高管理会计的认知,其重点在于要提高管理层,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层的相关管理意识,能够转变革新管理思想,并且借鉴先进的管理水平,进一步强化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进而提升企业的自我管理素养。
而塑造现代企业的文化,则需要相关的政策来积极推荐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建设,并树立好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能够做到以现代企业为寄托,从注重核算层面慢慢地专向注重管理层面。企业要能够做到鼓励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会计人员都能够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上来,并利用管理会计信息等进行科学而又有效的管理,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发挥出管理跨级的真正价值以及效用。
可以说,企业的决策经营者对于该企业管理会计的重视性将直接会影响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普遍应用程度[4]。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提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企业还要引入精明能干的相关会计人员,只有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相关的业务素质,才有可能使得管理会计在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会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对于国家来讲,还是单个企业来讲,管理会计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块内容。我们要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对管理会计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逐步解决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融入自己国家的相关文化元素,使其能够适应我们的国情并发展得更好,进而促进企业甚至国家的稳定健康发展,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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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度瘫痪,濒临崩溃,在这百废待兴之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于是全国上下各级体委重新建立起来,中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体育行政机关开始重新运作。1978年下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拨乱反正,清除了“_”在体育事业的流毒和影响。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并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议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战略,更加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的中心。但总体来说,由于国家“侧重抓提高”方针的引导,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明显滞后于竞技体育,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一头热的局面。
经过三年的调整,中国的体育事业已基本步入正轨,在举国体制的前提下开始对体育体制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试点,1981年,开始进行以提高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的地位及作用为内容的改革试点,1983年,开始对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1984年开始对体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这一切为1986年的体育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在80年代中期,国家体委逐步形成了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的思路
这次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难题,但总的来说,改革的性质、方向尚不明确,它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原有体育体制的修补、完善,而未触及到根本,因而,旧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经费不足、责权不分、管办合一等弊病依然存在。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利益权力再次分配、社会力量有所加强,国家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提高。这时,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条件已成熟,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再包办一切事务,下放权力给社会,由社会办体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建立一种新型的、顺应市场经济基础的体制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对体育的各个领域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1993年,成立了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20个管理中心管理着41个单项协会和56个运动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同时,国家体委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精简,1994年,国家体委机关由原来的15个厅、司、局缩减为13个,工作人员由470个缩减为381人。1998年,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国家体委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国国家体育总局,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内设机构减少到9个,人员编制由381人减少为180人,但主要职责不变,这一系列的机构改革提高了我国体育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其次,政府机关职能由过去的办体育转变为间接的管体育,由过去的事无大小一手包办转换为以制订政策法规、实行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责的宏观调控。同时,国家也开始重视体育的法治建设,1995年颁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作为体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竞赛与训练体制在9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首先,对全运会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①改变举办时间,从第7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改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而不是原来的奥运会前一年举行。②调整项目设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从1997年第8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的项目设置为28个大项,并力求与奥运会项目设置一致,比1993年第7届全运会的43项减少了15项。③改革了积分方法,如:凡在奥运会、全运会前的一次世界锦标赛取得前三名的奖牌,同时计入全运会;在全运会上创、超全国记录的实行加牌加分。另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问题已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提高全民身体素质被摆上了议程。在80年代我国就形成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
2.1 管理权限方面,国家不再包办一切事务,将办体育的权力交给社会去行使,充分发挥基层单位与个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国家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的决策、协调、监督,将宏观与微观的管理结合得更紧密、更完善。
2.2 体育已被定位为第三产业,不再是福利型的事业,因管理体育的方法不再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的结合将是国家管理体育的主要方式。
2.3 过去的条块矩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将向垂直分化整合的组织结构转化,分化即国家精简放权,整合即国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这样减少了同级的地方政府对体育事务的干预,又有利于我国管理体制向国家与社会共同办体育的综合型体制方向发展。
2.4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在经济发展的地区,社会办体育将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国家行政机关将继续行使主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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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渔业生产改变了单纯追求产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渐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渔业经济效益获得显著提高。据农业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7501.88亿元,实现增加值3521.5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59%和6.35%。其中,渔业产值3920.97亿元,实现增加值2133.6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7.90%和8.24%。2013年,全国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039元,同比增长15.84%;2012年,渔民人均纯收入超万元的省份达到12个,比上年增长了9.09%。2012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189.83亿美元,同比增长6.69%;水产品对外贸易顺差109.85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在我国渔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渔业经济正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国内方面的挑战主要有:
目前,我们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处于“无序、无度、无偿”状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逐渐衰退,渔获物的低龄化、小型化和低值化现象严重;水生生物生存条件不断恶化,珍稀水生动物濒危程度加剧。其次,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容,传统的养殖区域受到挤压;渔民转产转业困难的现状加剧了其生产生活与资源保护的矛盾和难度。第三,局部水域污染严重,限制了养殖业的发展;加上陆源污染不断加剧,水生生物赖以栖息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部分水域渔场出现了“荒漠化”现象。
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由于水产养殖不合理用药现象仍较为普遍,水产品药残超标事件屡有发生;加之企业在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使用禁用物质或其他使假行为,导致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存有很大隐患。目前我国在监督检查方面的制度尚不完善,质检机构和人员数量少,技术水平低。
我国渔业管理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在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渔业资源具有流动性和共有性的特点,而分级管理通常以局部利益为重,由此会导致渔业资源浪费、渔船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其次,许多基层管理部门的执法经费和人员工资主要靠罚款和没收物品来维持,渔业基础设施不能及时维护和保养,执法不公、执法犯法的现象大量存在。第三,各地在机构设置方面存在分歧,渔业管理职能和职责划分也不统一。这样容易造成部门反应能力缓慢,管理效率低下。
从全球视野看,我国渔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
(1)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动荡,特别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导致我国渔业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增加,出口困难。同时,国外大量物美价廉的水产品涌入,打压了我国水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路。
(2)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给渔业生产资料和整个经营成本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原油价格涨落不定,严重影响了渔业效益和渔民增收的预期。
(3)世界渔业技术正沿着捕捞船舶大型化、捕捞设备智能化和鱼货处理冷链化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却在这些方面对我国进行了严格封锁;同时我国长期以来的低劳务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
渔业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首先,认真贯彻落实《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渔业法》,尽快建立环境监测网络,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还要建立污染补偿制度,有效控制海洋污染境况。其次,继续落实捕捞“零增长”方针,有效采取多种增长方式和措施,有步骤地推进渔民转产转业,促进鱼类资源恢复,实现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实行渔业资源限额捕捞和渔船强制报废制度,严格执行每年6月至9月在沿海省份实行的“伏季休渔”制度,完善长江禁渔期制度;全面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查处电、炸、毒鱼违法作业。第四,倡导节能减排,发展碳汇渔业。简单讲,凡不需投饵的渔业生产活动,就具有碳汇功能,可能形成生物碳汇,相应地称之为碳汇渔业,如藻类养殖、贝类养殖、滤食性鱼类养殖、增殖放流、人工鱼礁以及捕捞业。
首先,要根据渔业资源分布特点和渔业生产基础,有重点地建设一批高标准的生产基地,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布局,抓好主导品种,以优势项目为依托,不断壮大基地规模。其次,要以市场为导向,重视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促进市场信息的流通和传达,正确反映供求的变化和消费购买力的大小。第三,要促进渔业一体化经营,构建渔工贸一体化格局。第四,建立健全辅助性服务体系:一要为生产经营者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推动渔业融入到全球化贸易中;二是要提高科技在渔业化生产中的贡献比例;三要加强交通、仓储等辅助性服务。
渔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
首先,改变传统的扁平化组织模式,变“条块结合”为“条条”管理;牢牢把握“大渔政”思想,实施统一调控和管理。其次,按照机构的不同层次、不同功能,对渔业管理职能进行科学合理地定位和划分,真正做到权责一致。第三,在渔业管理中,实行收支两条线,妥善解决执法队伍的收入来源问题;还要对现有管理人员加强技能培训和业务考核,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建立和完善用人机制。第四,要赋予广大渔民长期而稳定的渔业权,完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夯实渔业经济发展的基础,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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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便捷的生活方式。我国手机银行业务目前还正处于发展中,并且农村地区的手机银行业务发展相对薄弱。本文阐述了我国手机银行业务发展的现状,基于农村地区的视角分析了该地区所具备发展手机银行业务的条件,指出在农村地区发展手机银行业务的益处以及需要面对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业务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手机银行 农村金融 动金融
我国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自然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农村支付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有着积极的影响。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丰富支付服务的主体,并鼓励推进手机支付等新兴支付业务。2013年底,人行行长周小川也曾表示应该尝试在农村地区推广手机银行业务,从而使得农村地区能够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手机银行即以手机为媒介来完成各种金融服务交易,其业务主要包括查询、转账、理财和消费支付等。近两年来我国手机银行业务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城市地区已经逐步体会到了手机银行业务给生活带来的便利,然而,这种便利是否真的能够延续至农村地区并更好的服务于农村地区呢?目前看来,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服务空白的现象,而手机银行的低成本优势使得其恰好能够缓解这种现象,它不仅能够解决农民的需要,还能够为农民提供生活的便利,因此,我国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近几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手机银行使用规模逐年增长(见图1),近两年增长幅度较大,尤其是在2012年一年内,使用规模增加了450%,直接从5000万人左右跃升到2.9亿人,而2013年在2012年的2.9亿人的规模基础上又增长了59%达到了4.6亿人。我国手机银行的交易规模也高速增长,在2011年时交易规模仅1.2万亿,2013年就增长到了12.7万亿的规模,而2014年又继续突破达到了28.7万亿。从使用规模和交易规模来看,我国手机银行业务在近两年来的发展得到一定的突破。
根据《2014手机银行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手机银行业务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59.7%(误差率在5%以内)(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使用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0―45岁之间,并且手机银行业务使用主要集中在转账汇款和投资理财等方面。手机银行正在不断地渗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便利,也为银行拓宽了客户规模,降低了服务成本,增加了银行的收入。从整体实际情况看来,我国手机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业务发展水平较低,手机银行市场潜力巨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支付体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并且在2012年开展了农村手机支付试点,农民的支付环境开始逐步得到一定的改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基本具备发展手机银行业务的条件。这也将有助于农村地区支付环境的改善。
据工信部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手机用户达到12.86亿户,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94.5部/百人。而且早在2011年我国农村手机普及率已经近90%。截止到2015年3月底,即使4G网络刚刚推行5个季度,其用户总量也已达1.6亿,占手机用户比重达12.5%,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农民用户,可见我国手机的使用已经实现高度普及。
一方面,我国移动网络覆盖率在2013年底就已经达到98%,基本完全覆盖。在2013年底移动运营商又相继推出4G技术,且4G网络覆盖率也正在逐步提高,以湖北省为例,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所有城区乡镇和部分发达农村地区的4G网络覆盖,可见以这种覆盖速度持续下去,我国农村地区4G网络覆盖的时间也不会很久。在这种逐渐完善的网络环境中,农民的手机上网接受程度也较高,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网民中手机上网率高达83%。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互联网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使用网络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现在的无线网络备受人们青睐,有部分农村家庭已经实现手机连接家中的WiFi而不是通过数据流量上网。
2014年我国农村常驻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过万,即便是除去价格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增长速度仍达到9.2%。而且目前农村地区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所占比例较高,这就满足了手机银行的推广要求,因为手机银行业务并不是十分复杂的程序,只要通过适当的讲解及演示,其可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近几年来人们开始逐渐接受网上交易,虽然农村地区发展较晚,但可以看出其有开始转变的迹象,这样,手机银行业务的普及相对也会容易得多。
(1)缓解金融服务空白现象,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需求。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对基本金融服务的需求很高,然而,农村地区的网点数目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在一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金融服务空白的现象,这些情况限制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一般都为微观金融,而我国手机银行业务恰巧提供的就是微观金融的服务,这就为解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中国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的小额贷款业务还于2009年末在广西、河南进行了初步尝试,并为农民提供了贷款便利。因此,如果农村手机银行业务能够成功的推广,那么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空白现象就会得到缓解或者彻底消除,农民的基本金融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满足。
(2)为农民生活提供便利,降低农民享受金融服务成本。手机银行业务的实现是通过网络来完成的,所以一些基本的金融服务就不需要农民到附近的网点才能实现,农民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相关业务,也不需要有路费的支出。一般的银行都能够提供基本的手机银行业务的全天24小时服务,网络受理业务的速度也比较快速,这就允许农民在银行的非营业时间享受到基本金融服务,在春种秋收等比较忙碌的季节也不需要为获取必须的金融服务而浪费宝贵时间。目前各个银行为了争取客户,在手机银行的服务方面一般都给予一定的优惠,例如转账手续费优惠或免除转账手续费等服务。因此,通过手机银行业务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1)手机银行能够降低银行在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网点数目目前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在农村地区建立实体网点并且提供人工服务往往要花费相当高的成本,因此银行都不愿意在农村地区建立机构网点。就西部地区而言,其地多人稀的特殊环境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数目,因为其高成本是无法通过有限的收益来弥补的。据统计,我国柜台业务每笔成本约为4元,而手机银行仅仅需要0.6元,这就显示出了手机银行业务的优越性,商业银行不需要在为不能建立足够的物理服务网点而苦恼,通过手机业务不仅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基础的金融服务,还能为已经建立网点的农村地区降低经营成本。
(2)扩大了银行的服务范围,有利于银行利润的增加。近年来,我国银行在农村地区的服务范围增长缓慢,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抵押物的问题,贷款业务在农村地区发展遇到瓶颈,甚至有缩小的趋势,我国部分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农村金融市场。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小觑的,通过手机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银行服务的范围就能够延伸到农村地区,能够为更多的农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部分收费的金融服务就会形成银行收入的来源,从而利于银行利润的增加。
(1)手机银行能够提供的服务种类限制了其业务的发展。虽然我国各类银行几乎都推出了手机银行业务,但更多的是偏向将网上银行业务通过手机来操作,这并不是业务创新,而是一种操作设备的转移。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主要提供包括查询、转账和汇款等业务。业务创新的程度的低下,导致我国手机银行的服务种类有限,在一定程度影响到了农民的接受度,普通的转账汇款业务虽然满足了部分农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简单的业务逐渐不能满足新时代农户的多样化需求。
(2)手机银行业务接受度有限,限制了农村客户规模。手机银行业务收入要有客户规模作为基础进行支撑,然而,我国农村地区接受手机银行业务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虽然农村地区消费观念有转变的迹象,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固守现金结算的观念,在这些农民眼中,只有通过现场交易他们才感觉到踏实。农民缺乏安全感,手机银行业务的实现是基于网络基础之上的,部分农民总是担心一旦发生网络故障而使得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此外,手机银行业务宣传度不足,我国农村地区仍有很多农民不知道手机银行业务的存在,更不知道手机银行业务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大的便利,缺乏手机银行业务相关信息,业务的接受也就无从谈起。
(1)法律缺失风险,导致农民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涉及到手机银行业务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为《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与《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二者都没有对手机银行业务做出具体规定。而其他有关规定也只是针对风险提出框架性的规定,没有具体配套实施方案,没有对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清晰的划分,也没有对法律责任的承担者进行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农民的索赔权和隐私权等权利在进行手机银行业务交易的过程中暴露在风险之中,一旦农民财产发生损失,其受到的损失很有可能需要自己承担。法律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概率。
(2)网络风险和操作风险增大了农民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当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的黑客攻击和网络传播的病毒都可能给农民带来损失,而且有些农民的手机系统安全度不高,更加容易遭到攻击,还有部分越狱、root以后的手机更加不能保证系统的安全性。一旦农民在进行手机业务操作遭到攻击发生损失之后,势必会影响农民对手机银行业务的信心,银行的业务开展就会受到阻碍。在农民进行手机银行业务操作或者银行内部人员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如果对手机银行业务操作方式不熟悉或者对业务了解不透彻,很有可能发生操作失误,而农民就要承担财产损失的风险。
业务种类的开发应该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在我国农村地区更多需要的还是存贷款、结算、支付等业务。为了让农民能够通过手机银行业务实现基本业务需求,我们可以借鉴菲律宾的经验,通过第三方中介作为代理点,来为农民提供小额现金服务。银行还可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开发适合农民的业务,例如通过与当地农资供销网点合作,当农民购买需要的物资时,可以使用手机银行结算,从而免去携带大量现金的麻烦。另外,银行应该积极到农村地区进行调研,从而发现农民具有强烈需求的业务,进而通过专业人员设计出符合农民需要的手机银行业务。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对农民进行手机银行业务的宣传,让农民对手机银行业务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还可以考虑以奖励的形式引导已经使用手机银行业务的农民向其他人进行宣传,通过自己熟识的人推荐往往会使农民有安全感。另外,手机银行业务可以尝试为农户提供关于惠农、农产品产销等信息,引导鼓励农民尝试使用手机银行,在试用的过程中,农民的观念也会渐渐改变,其对手机银行业务的接受程度也将有所改变。
应该尽快建立《手机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使业务的操作流程和处理具有规范性,并且要对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清晰规定,还要明确法律责任的规定。其中首先应该要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只有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农民才会增加对手机银行业务的信心。其次,银行应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且对农民具有风险提示义务,银行积极履行义务有助于提升农民对业务的满意程度。最后,要对法律责任进行细化,当农民财产遭受损失时,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应尽可能的维护农民的利益,明确法律责任承担主体。
银行应该加强系统的安全防护,定期对安全系统进行检测,防止存在可以被黑客攻击的漏洞,还可以推行电子签名和语音验证的防范方式,这需要客户在银行系统中预留自己的数字签名和声音信息以及语音验证暂时取消密码。具体方式是先进行数字签名,然后再接受随机验证码,以语音形式进行预留声音匹配验证,考虑到客户声音因感冒等原因可能与预留不同时,客户可以输入语音验证暂时取消密码,再完成相关交易。在操作方面银行应该制定详细完备的操作流程,并对相关规章制度做出明确规定,落实操作风险责任追究,提升操作人员的业务执行能力。农民应该培养安全防护意识,尽量不对手机系统做出更改,并每天对系统安全进行检查,养成在交易前先查毒的习惯,谨防欺诈。在农民开通手机银行业务时,农民应该积极了解手机银行业务的操作流程,有不确定的操作步骤时应先通过电话向客服咨询相关步骤,然后再进行业务操作,避免盲目随意完成操作。
[1] 刘海二:手机银行可以解决农村金融难题吗──互联网金融的一个应用[J].财经科学,2014(7).
[2] 王修华、郭美娟:金融包容视角下农村手机银行发展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14(9).
[3]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4手机银行市场调查报告[R]. http://b2b.toocle.com/detail--6212581.html.
[4] 刘海二等:信息化时代农村金融的困境与出路:手机银行[J].观察思考,2013(2).
[5] 刘锡良等:手机银行、农村金融与移动运营商[J].武汉金融,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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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我国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与发展的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部农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 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对中部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中部农业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各个省份可持续发展水平也不平衡。 我们通过提高中部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农业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培育新型农民,可以建立起农业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机制,以促进中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层次分析法;可持续性动态评价;农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论文正文]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潮,其核心思想是农业发展应该处理好农业经济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评价方法而进行的。
(一)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许信旺认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应该包括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和人口可持续性五个方面[1];赵学平和陆迁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五个子系统对陕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2];何秀丽等认为应该从农业发展水平、发展效率、发展潜力以及综合发展能力等方面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3];张尔升和王勇从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海南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和评价[4]。 徐根兴认为,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5]。
(二) 评价方法的选择
许联芳和刘新平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南省主要县(市)的农业可持续性进行了综合评价[6];张丽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评价了河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7];韩瑛等采用均方差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对宁夏红寺堡移民区 1999年至 2006年的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分析评价[8];文余源和邓宏兵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湖北可持续农业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价[9];崔和瑞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河北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10];孙艳玲和黎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四川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价[11];
赵莉和王生林运用层次分析和综合评价法对定西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价[12]。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就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及评价指标体系来讲,学术界普遍认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涵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复杂系统,各地区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 另外,从已有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数学者采用了某区域一年的相关指标。 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本文拟从动态分析角度选择中部地区 2001年至 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动态的综合评价结果,以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一) 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现状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是我国农业人口最为集中和“三农”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中部地区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 2009年,中部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仅为 0? 141公顷,第一产业占全国的比重为 27? 3%;乡村人口占全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为 28? 84%,占中部地区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57? 68%;中部六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479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53元);中部地区农村恩格尔系数为 42? 50,高于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
国家统计局 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 13? 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 1%)、东部地区(6? 30%)和东北地区(10? 63%),略低于西部地区(13? 15%);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30? 6%、27? 89%和 43? 36%,除了棉花占全国的比重低于西部地区(44? 33%)外,其他两项均高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5509? 6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19? 01元)和东北地区(6434? 5元)。
近年来,中部农业已经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农业耕地表土流失,土壤肥力降低,土地生产力下降,下游河道、水库淤积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耕地生态赤字严重(1? 8543hm2/人)。 比如,农业大省河南人均耕地面积目前只有 122亩,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80%,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35%。 河南省耕地面积每年以 20多万亩的速度在减少。
(二) 中部农业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指标体系
中部六省中的大多省份是农业大省,因此,对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必须考虑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多个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评价指标应全面准确地反映该地区农业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为准确地评估中部地区 2001年至 2010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在设置各个具体评价指标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根据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查阅大量相关和借鉴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针对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状况,根据各层次指标之间的相互隶属关系,构建了中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这一结构模型包含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 5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有二级指标,共 25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 1所示。 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人口系统和社会系统持续性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分别下设 3项二级指标和 6项二级指标;经济系统的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设有 6项二级指标;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持续性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分别下设 4项二级指标和 6项二级指标。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部六省统计年鉴(2001—2011)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部分数据参阅了中部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和各地区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劳动力转移人数”数据来自历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和“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人员”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1—2010)。 部分指标的计算乡村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 =100 -乡村文盲人口占 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劳均农业生产总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乡村人口数,土地生产率 =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农村人均用电量 =农村用电量/乡村人口数,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总人口数,化肥使用强度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农药使用强度 =农药使用量/耕地面积,塑料薄膜使用强度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耕地面积。
(三) 中部农业可持续发展动态综合评价方法
层次分析方法在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已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实际应用,但由于层次分析方法本身存在主观性过强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借鉴了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五个方面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层次模型,根据德尔非法,结合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首先,本文通过咨询具有实际经验又有较深理论素养的农业经济专家,将待定权数的指标和有关数据发给六位专家,请他们独自给出各指标的标度值,根据回收结果计算各标度值的均质和标准差,将计算结果返回专家组重新确定标度值,重复以上方法,直到各位专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以各指标标度值的均值作为该指标的均值,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其次,把专家建议和层次分析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因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并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保证所得权重分配合理(如表 1所示)。
本研究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将各指标值转化为无单位的相对数(比重),数值大小规范在
(一) 人口系统可持续性动态评价
从表 2可以看出,2001年到 2010年各省份的人口可持续水平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各省份人口系统可持续性水平有较大差距,人口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序为山西(强)、湖南(中)、江西(弱)、河南(弱)、湖北(差)、安徽(差),山西得分均值最高,其次是湖南、江西和河南。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近几年来,中部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到东部地区,人口大幅净减少。 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与 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 2? 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其中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 1? 08个百分点。
第二,山西省人口系统可持续性评价得分最高,主要是因为其乡村人口所占比重较低。 笔者通过计算得到,2001年至 2010年,山西省乡村人口所占比重除 2010年略高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以外,其余年份这一比重均低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山西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也表明,2000年到 2010年江西省人口净增量减少了 39? 93万人。 另外,山西省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处于中部地区较高水平。
第三,湖南省人口系统可持续性评价得分较高主要源于其人口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与 2000年相比,湖南省人口受教育程度显着提高,全省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000年的2926人上升到 2010年的 7595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1177人上升到 1542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5708人上升到39528人。 另外,2001年到2010年湖南省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均高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这说明湖南省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
第四,安徽省人口系统可持续性评价得分最低,主要原因是其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受教育程度水平在中部地区都处于落后水平。 比如,2009年和 2010年安徽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别低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8? 59个百分点和 4? 16个百分点;除 2010年外,安徽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在其余年份均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近几年来,尽管中部各省份的人口可持续水平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这主要受中部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到东部地区、人口大幅净减少的影响。 随着东部沿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大量农民工回流,中部农业将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 只有通过培育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强农业内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才能够从长远角度解决农业资源与人口问题。一是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加大对农业高等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特别是培养农业实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 二是要积极创新返乡农民工培训模式,提升他们在农村地区的创业能力。 三是要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通过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不断增强农业自身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三)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
一是加快中部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应大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应加强中部农田水利建设,抓紧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推进农业机械化力度,增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加强农村节能减排工作。 三是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与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有效衔接,从而有助于减少农村资源的损耗和浪费,提高农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克服分散农户生产对于生态环境的损害。
(四) 建立农村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预警机制
一是要加强对中部地区农业资源环境的监测,防止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引起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是要建立农业资源的生态补偿和修复机制,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避免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三是要统筹农业人口、经济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促进农业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许信旺.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5(2):5861.
[2]赵学平,陆迁.区域农业可持续性定量评价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722.
[3]何秀丽,张平宇,程叶青.东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地域分异与总体评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4):413416.
[4]张尔升,王勇.海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与策略[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760.
[5]徐根兴.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因素冲突与矫正[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0(2):4143.
[6]许联芳,刘新平,王克林,等.湖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J].资源科学,2006(3):8793.
[7]张丽,刘越.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7(4):3136.
[8]韩瑛,陈忠祥,韩臖.宁夏移民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实证分析———基于对红寺堡移民区的调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9297.
[9]文余源,邓宏兵.基于 GIS和 SPSS的湖北省可持续农业发展能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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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艳玲,黎明.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四川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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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细兵,李海东,赵定涛.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中部地区发展评价[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833.
[14]谈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利用及保护问题研究———以河南为例[J].经济经纬,2010(5):111114.
[15]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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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竞争条件下,各种产品、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不同辖区之间存在的潜在收益差异正是经济资源在跨区域之间流动的动力,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成为各种资源流动的充分条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地方政府竞争发展趋势及完善建议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引发了GDP竞赛,创造了中国宏观经济近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奇迹”,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在我国作用式微,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来自居民的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难以奏效。
试论地方政府竞争发展趋势及完善建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体系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的逐步完善,逐利性的经济资源流动性增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性分权,这就赋予了地方政府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引发了GDP竞赛,创造了中国宏观经济近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奇迹”,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在我国作用式微,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来自居民的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难以奏效。居民最为关心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和升迁的影响远远低于经济增长指标,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与官员晋升紧密相关的GDP增长指标作为重中之重被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而社会事业发展却被长期忽视,并在城乡间、地区间存在着严重不平衡。所以,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能够发挥出竞争的正面效应,降低其负面效应,最终实现经济事业发展与社会事业繁荣的双丰收。
地方政府竞争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鲁”环渤海湾这些发达地区较为普遍存在,现在中西部第二、三产业发达地区也表现突出,并且正在往纵深方向发展,地方政府竞争策略性行为正在变化着,只有紧密结合地方政府竞争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政府竞争现状,才能客观剖析转型期内地方政府支配宽口径资金的来源结构(包含预算内、预算外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策略性交互反应函数的构建与表现形式、竞争效应的识别与衡量、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等最核心问题,从而促进地方政府合理、有序地竞争。
1、发达地区的政府竞争正从税收竞争过渡到财政支出竞争。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招商引资为核心的税收竞争是低层次的竞争模式,容易导致“扑向底层式竞争”,具有不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支出竞争是以制度创新为内涵,通过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全面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是高层次的竞争,会产生 “奔向顶层式竞争”效果,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重视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我们的现实状况是:效率高的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实行“高实际税率、高公共服务”的支出竞争;效率较低的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主要进行“低实际税率、低公共服务服务”的税收竞争。
2、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各种竞争手段相互融合、相互促进。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竞争模式相应地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向以制度创新为内涵的综合式、全面化竞争模式发展。制度竞争优于吸引生产要素的单纯竞争模式,因为要素竞争是各级政府依赖所掌握的权力来争夺经济资源,受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约束,而制度竞争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制度”这一纯公共物品来进行竞争,良好的制度竞争有利于社会效率的提升。各种竞争手段与制度竞争相互融合,有利于发挥出二者各自的优势,从长远上提高竞争效率。
3、政府竞争更重视经济绩效的考评。从生产要素的来源来看,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日益紧俏,“人口红利”优势的逐渐丧失,“用工荒” 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地区蔓延,企业环保成本的增加等诸多原因都要求地方政府尽快摆脱粗放式的竞争模式,这就客观上要展开提高经济支出绩效的竞争。随着政府治理理念的不断更新,政府治理逐步向绩效政府、责任政府转变。近几年,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民生财政理念不断深入,中央开始调整优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越来越重视环保、社会安全、民生事业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当然,这一系列向好趋势的发展,依赖几个前提:各地区之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消除要素流动方面的行政障碍;公共财政制度得以落实;以社会绩效考核和经济绩效考核为双支柱的考核结构优化等等。
4、竞争策略呈现出地区多样化特点。实证结果发现,财政竞争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效率水平,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分地区来看,一些东部发达地区逐步转向以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为特点的高级阶段,从争夺资本为主到争夺一流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中西部地区还主要处于吸引流动性资本和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从竞争对象来看,流动性较强的资本仍然是地方政府的竞争目标。对流动性外来资本的过度争夺,导致地方政府支出有着明显的“为资本服务”导向,而对辖区居民福利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基本公共服务依然滞后。这说明我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在东部、中部、西部存在着差异性。从经济竞争的强度来看,东部的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东部省份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安徽、湖北等中部省份之间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西部地区之间的竞争较为缓和。
5、经济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性、逐利性增强。各种经济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性和逐利性是政府竞争产生的客观基础。在政府竞争条件下,各种产品、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不同辖区之间存在的潜在收益差异正是经济资源在跨区域之间流动的动力,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成为各种资源流动的充分条件。经济资源与经济活动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了税源的流动,由于要素报酬是地方预算内与预算外收入的最终来源,这样经济资源的流动就与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争夺经济资源就成了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目标。财政收支政策影响着经济资源获取收益所付出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资源的流向和流量,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加剧了地方政府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治集权下,经济分权、资源流动“用脚投票”机制的强化等因素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支配资源的自主权,成为如同一个个独立核算的“利润中心”。以GDP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评价制度、民生财政理念深入人心、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与潜在的预期收益是新时期地方政府竞争往纵深发展的根本性、制度性原因。整体来看,当前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竞争的缘起、竞争行为、竞争效应、规范与治理等方面。与迅猛发展的地方政府竞争实践相比,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研究本课题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注重辖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减少地方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在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秉承 “竞争性政府”理念,以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人”假设为立论基础,通过构建包含地方官员经济利益与政治晋升利益的效用函数,并嵌入到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中,通过调查研究代表性地方政府竞争时所用资金来源,探索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竞争最新的行为表现、竞争策略互动性反应、竞争效应的测量与实证检验,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政府竞争中所蕴含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的认识、防范与化解。
2、在官员晋升激励方面。有利于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GDP为主的考核体系,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业绩考核制度,实现地方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与辖区居民福利兼容。在政府竞争中分析地方政府竞争策略性反应问题,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性行为的认识,将制度创新融入到地方政府竞争中,通过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竞争中策略性行为以及竞争效应等核心问题,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竞争力,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民生财政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地探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竞争时的行为表现及竞争效应、晋升博弈中的负外部性、官员晋升概率问题,有利于深化对晋升锦标赛制度理论的认识。
3、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有利于扭转和政绩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迅速增长,而民生支出相对不足的局面,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起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解决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相对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与长期绩效实现之间存在两难冲突,从而为上级政府科学地制定富有操作性的考核体系提供,降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成本。随着用于民生财政的资金逐渐增多,建立科学的、操作性强包含经济指标与民生指标的官员政绩考核体制显得更为迫切。
总之,对地方政府竞争研究对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有机统一、改进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强化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促使地方政府从经济性职能向公共性职能转变等均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实现“做对激励”、“做对协调”的有机统一。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的发挥需要解决好激励来源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证明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做对了(经济增长的)激励”,有利于发挥出地方政府竞争的正面效应,鉴于我国当前的地方政府竞争还不够规范与成熟,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负面效应,而要尽力规避负面效应就要“做对协调”,即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校正好地方政府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发挥好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掌控全局的平衡能力。
2、建立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的利益共享机制。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协调是处理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关键。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合作十分必要。既要发挥好不同区域之间自发形成的地方政府相互合作的优势,又要发挥中央政府平衡各地利益的长处。
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调整宏观政策,如出台全国性的产业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的、过度的竞争。
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不同地区的优势互补,实现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的最优搭配机制。通过各地分享不同产业的利益,达到各地产业基于比较优势分工的合理分布。众所周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正面效率;合作机制有利于避免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地区间互利协作、利益共享,有利于各地的协调健康发展。
3、尽快形成“以足投票”与“以手投票”机制。形成“以足投票”与“以手投票”机制,能够从根本上对地方政府实现双重约束。
第一,“用手投票” 机制,即选举约束机制。居民通过对地方官员的投票权选举产生新的地方政府,这种机制具有居民偏好信息上的显示优势,有利于满足当地公众的需求。“以手投票”赋予居民以直接选举投票方式对辖区发展的话语权。随着我国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逐步提高,以及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传媒的日益发达,居民表达自己呼声的成本越来越低,同时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得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相互比较也越来越容易。
第二,“用脚投票”机制,即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居民的偏好提供不同税收水平和公共产品菜单组合供居民选择,居民就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相应的税收水平和公共产品组合,这一双向选择关系是通过人口自由流动来实现的。“以足投票”的机制表明,面对劳动力的流动,地方政府官员在竞争中为了政绩必然会改善公共品供给水平,促进政府官员对辖区内公民对公共物品需求信息的回应,进而实现民众所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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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全文如下: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当事人、赔偿程序、赔偿方式等。
(一)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即判断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与标准,是司法实务中处理案件的基本尺度。它对于确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承担责任的程度、减轻责任的依据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赔偿,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为标准。它不追究行政主体的主观状态,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规定一致,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操作不易的弊病,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缺点,操作方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原则。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对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拘留或者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②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③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④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⑤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②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③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④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包括: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的损害,是因自己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己伤害自己造成的,国家不负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在损害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违法,但违法决定与损害事实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损害是由王某个人造成的。因此,不存在王某主张国家行政赔偿的可能性。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一)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过窄
1.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损害事实范围较窄,仅赔偿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而对于名誉权、荣誉权所遭受的损害都排除在外。
2.在财产损害中,依照《国家赔偿法》28条的规定,只有直接损失才给予赔偿,对可得利益的损失不予赔偿。该条第7款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哪些属于直接损失,哪些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致使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
3.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大部分是列举式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赔偿案件中,通常认为只有法律列举的国家才承担责任,没有列举的则不承担责任。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只能按照《民法通则》要求赔偿,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司法实践中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途径解决纠纷。
(二)缺乏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30条对精神损害规定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种救济方式,实践中难以操作,对受害人来说只起到安慰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立法却没有相应内容,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权时,对自己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
例如:被媒体关注的“处女嫖娼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少女进行威胁、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其承认有卖淫行为,这对受害人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最终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该赔偿金怎能弥补精神上的伤害?但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把行政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扩大行政侵权行为的赔偿范围
1.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增加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应当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
2.将财产损害中的间接损失纳入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直接损失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损失,即违法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必然联系,直接损失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国家应予赔偿。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重。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德国的赔偿范围包括:积极财产损失、消极财产损失、非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由于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难以精确计算,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间接损失。
3.将抽象行政行为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颁布具有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将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实际上,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上浮导致人们受到的损害。笔者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能否给予赔偿,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判断:首先,该抽象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并没有排除赔偿的可能性;最后,损害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就此遭受的损害请求赔偿。
(二)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一方面,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在民事赔偿领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公民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扩展到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和隐私权等方面,而且提出的索赔数额越来越高,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民事赔偿领域的这种做法,对于行政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目的在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同时可以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式。法官应根据案情来自由裁量,在一个最高额之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避免受害人以精神损害为由,以营利为目的漫天要价。
5.将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公有公共设施指国家设置并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供公共目的使用的有体物,包括公共桥梁、道路、公园、水道、隧道等设施。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扩大,公共设施与日俱增,因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而遭受损害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公有设施致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可在功能上引导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体现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和“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即应赔偿”的法治精神,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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